一當藝術批評界開始把談論符號學當作一種時髦的時候，可能并沒有充分意識到符號學與語言學的關系。瑞士學者索緒爾（1857年－1913年），既是符號學的奠基人，又是現代語言學的創始人，他提出要創建一門研究符號(希臘詞是semeion)的科學：符號學（semiology），并建議把語言學當作這門一般科學的一部分[1]。在索緒爾看來，語言符號是符號中的一種，除了語言符號外，還存在大量的社會符號，如手勢、象征儀式、禮節形式、軍用信號等。在索緒爾之后，符號學家們不僅研究語言符號，而且也對非語言類的社會符號進行了研究，如羅蘭·巴特（1915年－1980年）把符號學用于服裝、廣告等對象，為符號學進入藝術設計領域提供了范例和先導。

    國內一些理論家提出，可以把符號學引入書法研究。符號學是研究符號的，對于書法來說，最明顯的符號莫過于書法賴以滋生的漢字系統。無論如何演變，書法的基礎終歸都是漢字。相對于其他的符號系統來說，文字符號恐怕是和語言的關系最為貼近的。漢代和清代的文字研究已經發展到較高的水平，東漢許慎編寫的《說文解字》收錄了9353字，加上重文共10516字，18世紀編撰的《康熙字典》則收錄了47043字[2]，可以說，古代的學者就像熟悉后院的花草一樣熟悉每一個字。然而，熟悉字體、字形、字義和字音的每一個演變，并不代表古代人對漢字的起源和發展有一個科學的認識。漢代學者對漢字符號作了不少理論探討，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書說，也即把漢字的構字法分析為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這六種。但是，不管是對漢字起源的猜測，還是對漢字構造的研究，如果離開了對語言的系統研究，那都還是有尾無首的。例如，要研究漢字的起源，我們必須懂得只有當某種符號用于系統地記錄語言時才可把它稱為文字；又如，要想研究漢字的構造，我們首先得把“作為語言的符號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號”這兩個層次明確地區分開來[3]。經過索緒爾等先驅的倡導，這都是現代語言學里的常識了。寫作本文的目的，可以說是在中國書法界引入符號學之后，補充談一點語言學的常識。從這些常識出發，我們或許會對書法的性質和書法的未來形成某種新的認識。

    二 前面已經說過，索緒爾把語言學看成是符號學的一部分。在這里，我們不妨把研究語言符號的符號學稱之為語言符號學，并把文字學也囊括在它的范圍內。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索緒爾或后來的符號學家所說的符號究竟是指什么？接下來，我們還會問，語言符號的特性是什么？文字符號（尤其是漢字）又有哪些獨特之處？

    無論在漢語還是在西語中，和“符號”意思相近的詞均不在少數，有人把symbol說成是符號學的對象，有人把sign說成是符號學的對象，在漢語里，“記號”、“符號”或“指號”都是可供選擇的表達。不過在這里，我們沒有必要在詞句上爭來爭去。索緒爾把符號看作是能指（signifiant， signifier，也譯施指）和所指（signifié，signified）的結合，所謂的能指，就是用以表示者；所謂的所指，就是被表示者。拿玫瑰花來說，玫瑰的形象是能指，愛是其所指，兩者加起來，就構成了表達愛情的玫瑰符號。索緒爾把符號看作能指和所指的結合，和一般人對符號的用法是一致的：符號是用一個東西來指另一個東西。陳嘉映先生說，“凡有所表征的，都可以稱為‘符號’”[4]，李幼蒸先生說，“一般記號就是‘代表另一物的某物’” [5]，這些說法大同小異。

    我們把自然物和符號分開來的一個通用標準是：代表他事他物，還是無所代表[6]。桌子就是桌子，我們用它吃飯、寫字、放東西，也可以把它做成各種式樣，但終究不說它代表了別的什么東西；可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我們也可以把某種樣式的桌子看作是某個文化的代表，這時候的桌子就變成了符號。人們通常不習慣把桌子或石頭稱作符號，卻覺得烏云和大雁可以叫做符號，其原因可能在于，前者通常不被用來意指他事他物，而后者的意指在生活中逐漸被固定下來，烏云壓天是暴風雨的征兆，大雁南歸暗示季節的變換，在文學和電影中，烏云和大雁還可以有其他固定的象征含義。

    符號學研究的是符號，根據能指和所指所構成的關系類型，符號學對符號進行分類。在這里，又是索緒爾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分類準則：任意性原則。語言符號的能指是語音，所指是概念（意義），用哪個聲音來代表哪個概念，這是任意的。所謂任意的，也就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例如，漢語里用“馬”這個聲音來代表馬，英語里卻用horse，不管是“馬”還是“horse”，它們的聲音都不會和它們所指的東西有任何相像之處。相反，玫瑰花，烏云和大雁，它們之所以能有所表征，卻是有一定道理可講的（盡管這道理并不是對所有的文化都有效），具體來說，玫瑰花和熾烈的愛情有相像之處，烏云和大雨有時間上的鄰近，這些能指和所指之間，帶有某種可感的聯系。從根本上來說，人類社會里的任何一個符號都帶有某種程度的約定性或者說任意性，只不過有的約定是人為的、強制的（如紅綠燈、國旗、人工語言），有的約定是天然的、自發的（如北斗星、玫瑰花、自然語言）。語言符號代表了約定性或者說任意性最強的那一端，它的符號性是最強的。紅綠燈和烏云相比，任意性更強，但和語言相比，卻又更弱。一個人若是不知道紅綠燈的含義，至少可以看出是紅燈在亮，還是綠燈在亮；一個人若是不懂阿拉伯語，那就只能聽到一串稀奇古怪的音響。

    語言是對世界的一種劃分，不同的語言可以有不同的劃分方式，這是在所指這個層面上講的。語言所使用的“能指”是人的嗓音，這些音響形式只要能滿足聲帶的基本條件而且彼此之間能清楚地區分開來（如，元音a區分于輔音p），就能夠很好地配合“所指”完成任務。交通燈選擇紅、綠、黃這三個容易區別的顏色，也包含著這層道理。不過，紅綠燈的所指（禁止與通行）十分簡單，而語言的所指（概念）卻是高度復雜，且彼此間成系統的。我們常說，語言就是世界，或者說，我們無法超越語言去想象世界，說的就是語言的系統和大全。

    每種語言都以特有的、“任意的”方式把世界分成相互聯系的概念和范疇[7]。語言的奧秘完全在所指這個層面上。但是，總得有一個手段把語言的能耐給體現出來，這就是人類的聲音。人類“選擇”聽覺形象而不是視覺形象作為語言的第一載體[8]，自有生理學和物理學上的原因，在這里我們只得尊重這個事實。語言的產生遠遠早于文字的產生，至少在兩百多萬年前地球上已出現了語言現象，可考的繪畫活動出現在歐洲和亞洲的冰河期的晚期，距今45000年到12000年左右[9]，而文字的產生與發展，卻是與短短5、6千年的文明史同步的。只有牢記這個語言學事實，我們才不至于誤解文字的本性。

    三 在古代中國，讀書識字是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標志。書面語是雅的，口頭語是俗的，對于一個喜歡讀書寫字的中國人來說，索緒爾的話難免有點刺耳—“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10]

    對于中國的語言學家來說，文字是用以記錄語言的符號早就是一個常識了�？芍钡浇裉鞛橹�，我們中的有些人還在說漢語是象形文字或圖畫文字，或變相地在論點中默認這個前提。無論是字母，還是圖畫，只要它們被用以系統地記錄語言，它們就不再保持它們原來的性質。它們變成了語言的第二符號，它們的意義完全是語言賜予的。原則上來說，不管它們本身有意義（象形），還是無意義（字母），只要它們能夠相互區分，而且不過于復雜的話，就可以起到記錄語言的作用。在這里需要特別搞清楚的一點是，即使是古漢字里比較典型的象形字，如日、人、射，也首先是對語音的一種記錄，其次才是對太陽、人和射的圖解和暗示。

    如果僅僅想表示天上的那個太陽，我們完全可以用更形象的方式去表達，而不必在圓圈中加個點。反過來說，如果圖畫記事能滿足一切需要的話，我們何必去另造一套文字？在這一點上，裘錫圭先生不愧是大家，他說，“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來的字應該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可是，“人們最先需要為它們配備正式的文字的詞，其意義大概都是難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數詞、虛詞、表示事物屬性的詞，以及其它一些表示抽象意義的詞。此外，有些具體事物也很難用簡單的圖畫表示出來。例如各種外形相近的鳥、獸、魚、草、木等，各有不同的名稱，但是要用簡單的圖畫把它們的細微差別表現出來，往往是不可能的�！盵11]

    實際上，遠在漢代，就已經有學者指出漢字不全是象形文字[12]。不過，這些學者并沒有明確區分“作為語言的符號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號”（也即“字符”）這兩個層次。象形、形聲、會意、假借等區分都是就后一層次而言的�？墒�，即使是在這個層次上，漢字的語義和象形的聯系也是越來越弱的。

    在成熟的文字系統中，文字與語言是完全匹配的。試問，一個語言中能夠用象形圖畫加以表現的概念能有多少呢？通過挪用象形圖畫而造就的文字，絕不會超過這個數目：據專家統計，在甲骨文里，會意字占22.33％弱，形聲字占27.27％弱，象形字只占22.53％強[13]。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后，新造的象形字越來越少見，那些由圖畫演變而來的字符，要么喪失其形象變為表義或表音的單純記號，要么以形符或義符的身份參與到新字的構成中去。形聲字是漢語造字的主要手法[14]，實際上，形聲字里的“形”從本質上是與義符而不是和形符相聯系的�！傍B”是“雞”的義符，義符既可以帶有形象，也可以不帶任何形象，即使原來帶有形象，也會趨向于消失。[15] 圖畫與文字在文字發展的原始階段可以結合，也可以混用，然而文字一旦成熟，勢必會和圖畫分家。[16]

    嚴格地來說，在連續的上下文中，我們并不是因為看到一個字長得像太陽而推斷出它的意思，而是因為我們先就知道它有太陽的意思，才覺得它同時也長得像太陽。早在周代的金文那里，如果不特加提示的話，我們基本不可能從馬、魚等字的字形中猜出它們的意思。實際上，即使是在最為象形的文字中，我們也無法完全避免歧義。誰知道族名金文中的“馬”字是一頭驢還是一只什么別的動物呢？再說，最早的圖畫字也不全是象形的，也有由抽象的幾何圖案變來的。具象圖畫、抽象紋樣和文字，完全是三樣不同的東西，它們各有各的宿命。依類象形可能是巫史階層造字的真實動機，可文字一旦交付百姓使用，像與不像就變得完全不重要了，這一點在隸書上體現得再清楚不過。實際上，“如果秦國沒有統一全中國，六國文字的俗體遲早也是會演變成類似隸書的新字體的”[17]。

    如上所述，我們既不能說漢字是象形文字，也不能把圖形在漢字的形成過程中的意義看得過于重要。我們甚至也不能說漢字是“表意文字”。裘錫圭先生說，各種文字的字符，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三大類[18]，即意符（包括形符和義符），音符和記號，跟文字所代表的詞在意義上有聯系的字符是意符，在發音上有聯系的是音符，在發音和意義上都沒有聯系的是記號[19]。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20]，漢字則三類符號都使用，所以漢字應稱之為意符－音符－記號文字。[21]

    漢字記錄語音的方式可能與英語不同，但這和它是否象形文字或是否含有形符毫無本質關聯。我們的確可以用圖畫來指物象形，描摹世界，但只要想到語言早在 200萬年前就已經把綿延的事件之流分節成相互勾連的環節，從而使“世界”成為圖畫般可以描繪的，[22] 我們就不必為區區幾千年的漢字史里的象形問題而煩惱了。（待續）